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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中国经济传媒协会副会长、经济参考报原总编辑 杜跃进

　　一办完退休手续，即来到自己主动要求的“瞭望宣西”支部报到。这里有当年斟词酌句为我改稿、领我登堂入室的老师，有同室多年、对我鼓励提携宽容有加的兄长，有支持我自费公派出国游学的领导，也有带领我进军新领域、从头打造一份全新报纸的前辈。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声声亲切的问候，已然两鬓染霜的我，蓦然间又从“老杜”回到了“小杜”。

　　回首加入新华社30多年的新闻从业之路，支撑我一条路走到头，把新闻特别是经济和财经报道进行到底的，还是1986至1994在《瞭望》周刊工作的8年。是《瞭望》给我系上了解不开的新闻情结，为我打上了难以磨灭的新闻“底色”。

　　“底色”之一：做时代大剧的观赏者

　　刚进《瞭望》编辑部，我被分配到海外版经济组。令我始料不及的是，第一次参加选题策划会，尚未认全本组同事，组长李世义就交给我一个任务：负责组织报道“中国科技政策白皮书”专题，一篇综合稿加三到四篇解读稿，共计12000至15000字。

　　一时间，既不知“科技政策”为何物，又不明专题报道就里的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一头雾水”。无奈，赶鸭子上架也得上。于是，生吞活剥研读相关资料，紧锣密鼓采访有关部门，磨破嘴皮组稿约稿，现学现卖熬夜爬格子……紧赶慢赶两星期，于忐忑不安中交稿复命。

　　老李浏览稿件后，一面把约稿交给几位同事，让他们重新编辑；一面让我坐他对面，他口述，我记录，从头到尾改写我起草的综述稿。组里定稿后，再交总编室审读，送值班总编辑签发，然后打字、校对、排版、付印……就这样，起初被我做成了“夹生饭” 的这组专题，经编辑室同仁“回锅”和一层层把关编排，最终以封面大字标题《中国为经济起飞铺设技术轨道》重磅推出。

　　读着既熟悉又陌生的成品文章，心里不免五味杂陈。然而，正是这新球员下场的第一脚，给了我一次迅速进入角色，从谋篇布局，到独立采访、撰稿、组稿、编辑，直至向同事们学习的全方位体验。其间的磕磕绊绊，更是激发了知耻而后勇的进取之心。

　　我一头扎进资料室，结合这次报道经历，认真翻阅《瞭望》自创刊以来所有的特稿和专题报道，悉心琢磨这些文章的立意构思、段落安排以至行文笔法，认真体会周刊报道有别于一般新闻报道的特点，仔细研究对外报道不同于对内报道的视角和表达。

　　在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中，我边学边干，先后采写、编辑、策划了关于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产业政策、高科技发展战略（863计划）、沿海14城市开放、海洋开发规划、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峡工程论证等众多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选题，并陆续报道了双轨制与价格改革、承包制与企业改革、统分结合与电力改革、打破大锅饭与劳动制度改革、“三农”问题与农业转轨、国防建设与军民融合、宏观调控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产权明晰与深化改革、资本市场创立与发展等一个又一个改革新课题。

　　一轮又一轮报道，犹如观赏一幕接一幕高潮迭起的戏剧，令我长见识，开眼界，越“看”越有兴致，我深为自己赶上了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这部划时代大剧而庆幸。其间虽然偶有“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时候，可最终还是“看戏”的瘾头压过“演戏”的念头，并由此确定了自己的职场定位：做一名时代和历史大剧的观赏者，间或串做一点场记和剧评。

　　底色之二：做纵览全局的瞭望哨

　　1987年秋，我领受了一项新任务：组织报道山西平朔安太堡煤矿开工投产。我来到新华社山西分社，说明编辑部意图。分社高度重视，派出工业组组长尚代江带领青年骨干记者崔济哲和我一道，于开工典礼前近一个月，赶赴现场进行采访。

　　安太堡煤矿是上世纪80年代规模最大的中外合作企业。由冷战时期最早与苏联做生意的传奇人物、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投资，并由外方主导开发、建设和经营。项目既引进了外国资本、矿山设备和开采技术，又引入了外方经理人员、管理制度和运营模式。犹如将一整套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模具，原封不动地空投到中国偏远贫困地区，硬生生“模压”出一个世界级大型现代化矿山。其间的观念冲突、习俗相左、体制摩擦乃至高层交涉不一而足。惟其如此，该项目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也备受世界舆论关注，俨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晴雨表”。

　　我们到达矿区后，马不停蹄地采访了中外双方高管、部门中外经理、生产一线的班组长和生产骨干、刚刚由农民变身为工人的采掘工和矿车司机等，还走进部分中外员工家庭进行访谈，参加矿区的业余文化活动，全方位感受和记录这一开放产物给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带来的冲击和变化。

　　经过10多天的一线采访，我带着记得满满的几本笔记回到北京，又走访了当时的煤炭部、代表中方投资的中煤总公司，并通过西方石油公司驻京办书面采访了哈默先生，力求将这一特大型外商投资项目，放到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和能源发展战略背景下进行观察。

　　由于采访扎实、构思清晰，我们三人按照分工很快拿出初稿一组5篇，我又根据海外版报道的特点和要求，对每篇稿子精心改写一遍，最后赶在安太堡煤矿正式开工典礼前先行刊出。文章发表后，获得多方好评。由于首发在当时的《瞭望》周刊（海外版），为境外媒体高度关注并广为转载。

　　这次全程报道体验，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新闻周刊及其深度报道的认识：既要伸长“新闻鼻”抢新闻，又要追寻新闻事实的来龙去脉；既要高屋建瓴从大处着眼，又要深入采访、见微知著于生活细节；既要关注某一行业或领域的重要动向，更要探究其在时代背景下的意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后来，我在采写广东发展“三来一补”加工业时，有意识地深入研究和展望了珠江三角洲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之路；在采写华能集团前身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创立时，注意揭示了由传统政府独家办电走向引进外资加快电力建设的新路径；在采写四川化工总厂30万吨氮肥项目建成投产时，进而聚焦于引进与国产化的关系，呼唤改革重大项目建设体制机制；在采写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生产推广复合肥时，关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及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采写伊春小兴安岭林区时，从分析导致林区陷入资源枯竭困境的体制和观念入手，进而探讨怎样创造条件、更新观念、创新模式，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久而久之，我养成了“瞭望式”的思维定式，每讨论新闻选题，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其放在全局、趋势和体制变迁的坐标系中进行考量，透过新闻事实表象，探寻和解读蕴含其后的逻辑和意义。

　　底色三：做只认事和理的书呆子

　　回顾在瞭望周刊社的那些“辛苦并快乐着”的日子，最难忘的是当时编辑部的环境与氛围。

　　那是一个“没大没小”的地方。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不论职务，不问资历，一概在姓氏前面冠以“老”或“小”相称。年长者称之为“老李”“老陈”“老徐”，哪怕他是总编辑、副总编辑；年轻的称之为“小林”“小王”“小高”，无论靓女俊男。“没大没小”的同义语无疑是业务民主。我曾亲眼目睹，心直口快、嗓门大的政治编辑室方进玉，公然指手画脚地教训“老大”，要这样调整栏目，要那样改变内容结构。在经济室当了我多年顶头上司、素有“一根筋”之称的林晨，或为一篇稿子上不上，或因一个标题改得妥不妥，或为了与其他组室争版面，动不动就直着脖子跑去跟老总们嚷嚷。记得有一次，总编辑陈大斌写了一篇题为“新中国农民礼赞”的稿子，竟亲自复印好几份，拿到经济室来让我们几个毛头小子提意见，我居然不知自己几斤几两，老大不客气地说三道四起来。凡此种种，现在看来不可思议，当时却见怪不怪。

　　那是一个“吵吵闹闹”的所在。从上大学到进瞭望周刊社，我们有幸赶上思想解放的浪潮。既往的一切，都被置于“初级阶段”坐标系中重新审视。所有的是是非非，用“三个是否有利于”重新度量。没了“框框”和“规矩”，研究起报道选题，议论开社会现象，也就口无遮拦了，鸡一嘴鸭一嘴乃寻常事，争论得面红耳赤脖子粗也不少见。组室内讨论问题没有禁忌，编辑部例会抢话头也不看领导脸色。于是乎，思想的火花越擦越亮，好点子、好题目、好稿子随之油然而生。以至于有的分社记者摸到窍门，来总社编辑部门谈稿子，先来《瞭望》编辑部“侃大山”，“侃”出门道和亮点后，先写短文发通稿，再著长篇大论供《瞭望》，一条鱼从头吃到尾。

　　也许，正是这样的环境与氛围，把我给“惯坏了”，惯出了我的“较真”和“执拗”。

　　离开瞭望周刊社后，我延续了从事经济报道的兴趣和惯性，先后任职于《中国证券报》和《经济参考报》（简称“经参”）。后者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就是在这最后一站的最后一年，有件事令我记忆深刻。

　　一天，经参刊登了一篇题为“多种常见止咳药被检出硫磺”的报道，揭露少数中成药企业，为降低制药成本，涉嫌违规收购和使用经硫磺熏蒸的浙贝母，呼吁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标准予以规范。

　　几家涉事药企却倒打一耙，发出“辟谣”声明，避重就轻，混淆视听，指责经参报道失实。

　　国务院分管领导看到报道摘编，批给了药监局。后者一屁股坐到企业一边，写了一份不啻于为上述企业代言的报告回复领导。以致另一位联系宣传口的国务院领导误以为他们已经查清事实，便指示中宣部要求经参公开道歉。

　　我向社总编室并新华社领导写了情况说明，附上一份给中宣部的报告。没想到，中宣部很快将报告退回，要求新华社认真核实有关情况后，以新华社名义重写一份报告。显然，因涉及两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批示，并要“推翻”既有“成命”，中宣部领导十分慎重，将所有责任压到了新华社领导肩上。

　　为充分沟通相关信息，我和报社采访中心主任带上所有采访记录和证据材料，主动前往中宣部新闻局进行汇报。汇报开始前，一位处长好言相劝：杜总编，其实你们做个检讨和道歉也没什么，现在这样，不仅把新华社押上了，而且把中宣部也押上了……

　　我不为所动，坚持根据事先准备，详尽说明了报社从获得新闻线索、确立报道选题、深入现场采访、走访权威专家、委托机构检测，直至记者怎么写稿、编辑部怎么把关，接领导批示后报社和新华社又是怎么认真自查的全过程。进而揭露了涉事企业如何混淆视听，监管部门如何谎报情况，甚至于阻止记者采访专家和委托专业机构检测的蛮横做法。说到后来，我按捺不住了火气：如果药品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让检测、不接受采访？身为监管部门为什么不对人民群众用药安全负责，却一味为涉事药企护短？我们的报道事实上是在帮助他们履行监管职责，他们为什么反而跟我们过不去？

　　坐在对面的一位副局长和四位处长，一边听我说，一边翻看我们带去的材料，最后认可了我们述说的事和理。起初劝我不要太固执的那位处长，也对药监局的种种做法表示不满：他们要一手遮天啊？

　　经过这番沟通，加上随后以新华社名义上送的报告，“浙贝母含硫报道事件”终于化解于无形。我们以历时近3个月的努力，维护了新闻的原则和尊严。

　　诸如此类事情，举不胜举。以致后来新华社里有的领导说我书生气，有的同仁笑我是书呆子。回头想想，得，这不还得“归功”于瞭望嘛！□